香港同性戀問題的諸種特色 (下) —— 遲敬意（丘世文） 1981 年 2 月 號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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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隘傳統衛道精神
同性戀討論也曾在香港掀起過一陣熱潮。頂峰的時候，晨早扭開收音機也可以聽到節目主持人與自告奮勇的聽眾大談同性戀問題，翻開報章雜誌亦不難檢拾談及同性戀的副刊文章。但可以把這類論調一筆抹殺的理由是：他們的談話，往往是充份闡明瞭自己對同性戀的無知。
更顯著的特徵是：這類尋常慣常聽的討論總有相似的論調 —— 中國是文明古國、禮義之邦， 同性戀很明顯就是不道德的性行為。如前所述，更有不少義正辭嚴的衛道人士認為同性戀是西方道德淪亡影響所至，中國歷來都是純潔無邪的，就儼如傳統學者要我們相信的那種理想形象一樣。
其實，我們可以大膽說，同性戀在中國是最根深蒂固不過的，我們幾千年的文化，幾乎可以說是男性中心的同性戀昇華。愛情 —— 廣義而言 —— 幾乎就是純粹屬於男性惺惺相惜、互傳愛慕的文明活動。異性愛的普及化，是有待西風東漸，隨著浪漫主義在民國初年擡頭才首次見錄的。
傳統衛道之士對同性戀的抗拒，可以說是一種昇華盲目，壓抑使然的舉動，猶如歷來道德家蓄意歪曲刪改文學，硬稱詩三百裏的原慾意念若無邪、說騷賦裏的情怨色彩為諷諭之類大同小異。
但如果我們懷著性心理分析學的眼光，重讀中國典籍和文學作品，其中的同性愛的意識也許要使我們震驚不已，從此不敢再以禮義之邦自居亦有可能。
隨便舉幾個實例的是，雜說記載「孌童始於黃帝」；商朝男女之風與盛得無以復加，「伊訓」裏的「三風四愆」就是針對士大夫沉迷男色而發；詩經裏兩男相悅的例子幾乎是隨處可見，「狡童」、「狂目」、「恣行」、「維予二人」之類的詞句，幾乎令今日好此道者怦然心動有餘。最明顯的昇華同性戀例證，還是歷代以來被尊崇為詩人典範的屈原，而順帶提出是中國文化裏最主要的「君臣關係」基本上的同性戀曖昧意識。在性心理學上而言，逐臣棄婦、美人香草幾乎就是被動性戀者的心聲，堂堂男子漢誰能說出：「眾女嫉餘之娥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或者是「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這類的說話呢？
另一種傳統男性中心同性戀的傾向，亦可見之於歷來中國男性對同性朋友的側重，往往有甚於異性之交。俗語所謂「兄弟——（包括朋友）—— 如手足，老婆如衣服」，基本上來說， 愛情至上的對象，總是同性的朋友。我們讀白居易「與元九書」，幾乎就要誤會那是西方異性戀的情書，柳永與友人「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是愛人分離的表現，梁山伯與祝英台，是耐人尋味的反串同性戀心理學研究史料、「世說新語」幾乎就可以用作一部記載當代同性愛的文獻，凡此種種，多不勝數，都有待今後學者以有系統的方式從詳研究。
如果說昇華同性戀是牽強穿鑿，見仁見智的理解，那麼史籍對無可否認的肉體同性戀更有大量的記載。不說斷袖分桃、龍陽之癖那類被說得陳腐的故事，我們大可以進一步查查「鄭衛之風」的典故，遍讀魏晉南北朝史籍文學，搜集明朝同性戀行為的史實，相信就連最衛道的學者從此亦要口瞪目呆，從此對中國這禮義之邦失去信心。
對中國同性戀史實歷來說得最中肯和誠實，要算是明朝的謝肇淛，為使狹隘傳統衛道者不敢隨便輕易訴諸文化理想，特引他在「五雜俎」所說的話作為這段的結尾：
「男色之興，自伊訓有比頑童之戒，則知上古已然矣。安陵龍陽，見於傳冊，佞幸之篇，史不絕書，至晉而大盛，世說之所稱述，強半以容貌舉止定衡鑑矣。史謂咸寧太廉以後，男寵大興，甚於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海內仿效，至於夫婦離絕，動生怨恚 …… 宋人道學，此風似少衰止，今復稍雄張矣。大率東南人較西北為甚也。」
對西方同性問題的曲解
香港一般人對西方性觀念的認識，坦白說多半是來自進口的色情電影、刊物和本地報章副刊類似「世界性風俗異聞趣談」之類的報導。小市民，乃至閉關自守的道學之士心目中總認為西方對性一向都是非道德、不道德或者是容許一切的。同性戀既然是不道德的性行為，西方當然允許這類事情。
事實上西方的性道德觀念，也許就往往來得比東方的嚴謹。不要說同性戀，單單說兩性之間，早在幾十年前仍是保守有甚於理想中的禮義之邦 —— 中國的。婚前性行為不道德、婚後濫交不道德，乃至於夫婦口交、作非認可姿勢性交亦是被視作觸犯彌天的大罪。在維多利亞皇朝的英國、清教徒色彩濃厚的美國，夫婦性交根本就是一種純為傳宗接代的活動，不能稍有滲入淫樂成份。不喻而知，同性戀這類性行為或心態，根本是於法律、於道德，及至於人情都是無可饒恕的罪行。
不錯，在西方的傳統中，同性戀之成為罪行，是比較接近的事。希臘、埃及、巴比倫、羅馬古代文化裏同性戀是高尚的嗜好，文明的舉動，根本不成問題。耶穌對性事一向採取非教條的觀念，視妓女純良有甚於常人，相信如果能夠有機會求教應否處罰同性戀這種「惡行」，他必然會以「誰敢擲第一塊石頭」以對。
西方最早明文禁止同性戀的法典權威，還是以色列人的聖經，摩西曾間接禁止同性戀，「申命記」篇章則明指同性戀為滔天大罪，但真正以法制禁止同性戀活動，還有待幾百年後的羅馬帝國，而至 1179 年，才出現正視同性戀問題的會議，全面抑制一切同性戀活動，至此， 歐洲諸國才立法處分觸犯規界者。據文化史學者指出，禁止同性戀的因由，本來是純粹出自羅馬教庭企圖擴張其勢力，鞏固教會對庶民的權威，而其哲學及宗教上的理論則來自：「同性戀有反自然界性愛為生育的常規，因此那是不自然、變態、不道德的惡行。」
自十三世紀乃至近期，西方性道德可以說是比中國非理性多倍，而且嚴重之處有過之而無不及。性解放是近期的現象，而同性戀正式成為研究問題，遲至二十世紀初年才稍見性學家垂注 —— 當時性學家仍非理性地認為同性愛是變態行為。Krafft Ebing， Symonds， Havelock Ellis， Edward Carpenter 等，都是近代早期論及同性戀問題的性心理學者，激進了後來者對這重要的問題重新深切考慮。
對西方同性戀問題深切了解是對本港同性戀問題討論有著非常重要的關係。由於一般成為本地「醜聞」的同性戀事件，往往與外籍人士扯上關係，於是一般人認為同性戀是外來產物， 西人多半是「逐臭之夫」，而另一方面，香港在長期西化的過程下，亦出現了不少非明白西方文化傳統不可解的同性戀問題，因此，在考慮香港同性戀問題，不明白西方文化歷史中同性戀的現象者，根本是不配發言立論的。
對禽獸性行為的無知
痛恨同性戀的道學者總喜歡以「禽獸不如」辱罵同性戀者，又或者以「獸行」形容其猥褻， 原本是很可笑的事。但深究一層，人類對同性戀不能容忍，多半是出自文明的負累，在基本獸性與文化理想形象的矛盾中遂產生了諸種性心理上的煩惱。
同性愛的行為在禽獸中是慣見的現象，尤以飛鳥居多，而環境周遭影響因素佔主要。但就心態而言，或蓄意選擇享受同性愛則小見。
因此說同性戀是獸行或禽獸不如是對亦是不對，問題是不應以此為辱罵，而重點在：要明白人類同性戀問題，對人類獸性的一面不可不知，其他動物的性行為亦有參照比較價值。
缺乏自我剖白和理智誠實的能力
香港人討論同性戀從來都以判官姿態出現，口口聲聲把同性戀視作異已，從來對討論的題目視作與切身無關的事。道德雙重標準是傳統道學先生的掩護，理直氣壯是他們嚴以責人的基石，他們從來不會自我剖白，或者是坦誠自省，提起勇氣看看自己的文化或者是自己的心態 ，究竟有沒有或多或少滲有同性戀的傾向成份。
處於一個安於表面而不問內在實質的文化傳統裏，理智上的誠實幾乎是不可能的，群眾的壓力迫使大家慣性虛偽，甚至於扼毅膽敢忠實發言的人。大眾的邏輯是：凡不反對同性戀，就是同性戀病者。這往往是「有恥文化」（shame culture）裏的道德勢力所在。
視同性戀為孤立抽象的病態行為
同性戀病者是一個常用語，聽者用者幾乎深信不疑同性戀就好比如傷風感冒、肝炎肺病一樣，會傳染、可治療，患者不幸，免者幸福。
客觀而言，「同性戀病者」只足以反映本港統領階層的意識形態是非議同性戀的行為，以比喻色彩的語言形容同性戀這性活動，除此之外別無其他的現實真相。
如果以科學中性的描述，我們只可以說同性戀處於某一個時間的社會文化裏，是被視為一種脫離正常規範的性行為，而促使這類「不正常」性行為或心理的原因，亦不是孤立抽象的， 而是與其他一切事態環境有著錯綜複雜的關係。比如說同性戀與某一時代及其社會結構、 文化傳統、道德特徵、風俗習慣、兩性比例，諸如此類的現實情況是互為因果的，而個人的生活背境、家庭教養、生理結構、社會際遇、性生活經驗等等，亦從中決定個人性口味的傾向。
結論
正如引言中所說，任何問題的特色和存在與否，往往是決定於某一時間和某一文化統領階層的意識心態。同性戀之所以在香港成為問題，是十分有趣的現象。以傳統中國的道德，以西方天主教、維多利亞皇朝和清教徒，都是指向找尋一個完美永恆的道德規範，從而解決同性戀這問題。但肯定的是同性戀定不會因為這一切而一朝隱滅，今後將會變本加厲困擾我們， 直至我們學曉分析問題本身的真偽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