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宇訪問:“富二代”,走著瞧 (下) —— 許驥 2011年 錄自《同胞請淡定》
許 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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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二代”的路為何越走越窄? ■
許:不管是“× 二代”,他們好像總是生活在父輩的陰影之下。你覺得年輕人應該是走自己的路好,還是循著父輩的路走好?
鄧:我個人覺得“富二代”其實是很幸運的一群人,因為他們天生就已經有很多資源在手裡面,我想他們應該好好利用這些資源來走好他們自己的路,不管是什麼路。一個窮人家的孩子,他想做電影導演,可能會因為沒有資金等等問題無法實現理想;但是“富二代”可以自己開一家電影公司,自己做老闆,自己招募員工,沒什麼可以難倒他。有的人選擇把家族事業發揚光大,那也很好,這些都是上天對他們的眷顧和恩賜。
可是很吊詭的一點是,“富二代”結果往往都沒有好好利用他們的資源。理論上說,“富二代”走什麼樣的路都可以,走父輩的路也可以,走自己的路也可以,但實際情況是他們中很多兩條路都沒有走,卻走上了紈絝子弟的路。其中原因或許是因為對他們來說,一切得來都太容易了,所以他們不懂得珍惜,最後慢慢失去了他們自己也不知道。如果你是窮出來的,你自己要去創造很多條件,你每一次贏回來一點點,你都會很珍惜。“富二代”不懂得珍惜,我覺得這是蠻可惜的。
許:你覺得“富二代”為什麼會不珍惜呢?
鄧:這就牽涉到家庭教育的問題了。很多父母一有錢就把孩子寵壞,什麼都強調最好的、最好的、最好的,沒有讓孩子知道真實的社會是怎麼一回事,從小就生活在象牙塔里、溫室裡。父親輩很多是靠自己打江山打出來的,他們什麼苦都吃過,他們知道這個社會有多艱險,知道什麼叫“人吃人”,知道商業社會很殘酷,就是“你死我活”。對於那些從小只知道享福的“富二代”來說,他們的一個危機是在面對社會時往往會有一些天真的想法,結果很可能會失敗。
我感到很幸運的一點是,我的父親是一個很開明的人。他自己做生意,我卻走上了寫作的道路。從小,他就包容我們兄弟姐妹發展各自的興趣愛好。有的父母呢,喜歡幫孩子安排好所有的東西,逼著子女走一條他們不一定喜歡的路。雖然我父親是做生意的,但其實他也很喜歡藝術,平時愛演話劇、唱歌。所以,他看見兒子在藝術方面有興趣,他也很支持,這也是很難得的。我時常想,我們自己的父母是什麼樣的人,我們是決定不了的,但是我們能做的是對我們的子女,採取一個比較開明、支持的態度,同時再加上一點指引,千萬不要寵壞他們。尤其是在中國內地,現在大家都只有一個孩子,離婚率又那麼高。我聽新聞說現在內地有些父母,可以因為一句話不合就去離婚,離婚手續那麼簡單,半個小時就搞定了。所以我覺得,一切來得太容易了,不見得是件好事。
許:因為你有家族企業做後盾,所以投身寫作,起碼在經濟上沒有後顧之憂,對嗎?
鄧:對。不是說我是“富二代”,只是說如果你的家族能夠給你提供一個穩定的保障的話,只要你善加利用,就是好事。但是反過來說,如果你只知道拿著錢來花、來玩、來吃、來喝、來出風頭,我覺得那就沒意思了。
許:你是怎麼走上寫作這條路的呢?
鄧:我覺得迴想起來,首先是一直以來都有興趣。小時候呢,老師也說我的文章寫得好,可能我從小就有一點點寫作的才華。當然,小學、中學時候的作文都是一些很無聊的題材——秋天旅遊啦、寫信勸朋友要勤奮學習啦,都是些“官樣文章”,隨便寫的。可是後來我喜歡上看藝術電影、聽音樂,於是就嘗試用文字來寫出我對電影、音樂的感想,漸漸地就形成了自己寫作的經驗,興趣越來越濃。
許:大名鼎鼎的《號外》雜誌,你是開創元老,從第一期開始就在上頭寫文章。能介紹一下辦《號外》雜誌的經過嗎?
鄧:《號外》雜誌代表一種理想。一開始我們想的是,不說賺錢,起碼總可以維持收支平衡,後來才發覺原來這是很難很難的一件事。當時就是憑著年輕人的一股勁道,現在要我做,我做不來了,沒有勇氣。因為年紀大了,考慮的事情越來越多,年輕的時候說做就做,反正大不了是失敗。當時最難得的是陳冠中一直堅持下來,這裡不好改一改,那裡不好改一改,慢慢就改到比較適合市場和廣告的樣子,所以才能一直做下去。有一段時間發展得不錯,但是由於過度擴張,同時出版了其他不同的雜誌,什麼小朋友版的《號外》啊、《文化新潮》啊、“新聞雜誌”啊 …… 想法太多,不懂專注。其實我們根本負荷不了的,結果最終“打回原形”了。
■ 中國的富人沒有明天 ■
許:香港人有沒有“仇富”的心理?
鄧:“仇富”的心理我覺得全世界都有,但在貧富懸殊的國家尤其嚴重。我覺得中國的“富二代”簡直是富得太誇張了。一個正常的社會,應該是除了很富和很窮的兩個階層以外,中間要有很大量的中產階級,使兩端的矛盾調和一點、和諧一點,但是中國社會現在的中產階級太少了。
而且,我覺得有些特別富的人今天在中國也會很擔心。因為他們中一些人積累的財富,其實都是“黑色財產”,通過貪污啊、受賄啊這樣的手段得來的。如果一被查,不法財產立刻就會被沒收。對這些富人來說,他們沒有明天。所以,他們會覺得:“我今天富,我就儘量花錢、儘量豪華、儘量奢侈、儘量享受 ……”富人們這樣的行為,會使得窮人很生氣,因為窮人沒辦法瞭解富人的這種心態,沒辦法瞭解富人的“苦衷”。窮人們只看到富人買一千萬的跑車,心想:“我們一生都賺不到這麼多錢。”於是便產生了“仇富”的心理。我覺得這是很不幸的,同時也是國家很難解決的一個問題。
香港人也有“仇富”,但是沒有去到那麼極端、病態的程度。香港人看到有錢人,頂多在心裡罵一句“這個人怎麼這麼有錢!”就算了,不會懷恨在心。
許:所以,香港沒有出現過像內地那樣因為“仇富”而去砸寶馬車的事件嗎?
鄧:十幾二十年前好像也有過。有一年耶誕節,在蘭桂坊發生過一次“暴動”,把汽車什麼的都砸了。這樣的事情我覺得也不奇怪的,因為有些人總是只要找到一個點,就會把所有的怨恨都發洩出來。好像當時是有一個年輕人把汽車玻璃砸碎了,然後大家就沖上去圍攻汽車。但在香港的歷史上,這是非常偶然的一次事件。為什麼香港不太會出現類似的“仇富”事件呢?我覺得,主要還是因為香港的中產階級群體比較龐大,他們起了穩定的作用。
許:這幾年香港人是不是有一個心理上的轉變?十幾二十年前大家講起李嘉誠,總覺得他是“李超人”,把他當成偶像來崇拜;但是,這幾年慢慢開始出現“無良地產商”這樣的稱呼。這是不是說明香港人也越來越覺得社會不公平了?
鄧:你不說我不覺得,但是聽你這麼一說,我覺得確實是有這樣的變化。過去李嘉誠在香港人的心目中一直是學習的偶像,大家覺得像他那樣白手起家,從一家小小的塑膠廠老闆變成世界一級的大富豪,都以他為榜樣。但是現在大家慢慢開始反思:大家認清了自己永遠去不到他的位置,特別是年輕一代會覺得所有的位置都已經被老人坐了,看不到往上爬的路,比以前艱難了好多。在我的印象中,好像幾十年前整個社會的結構比較“鬆散”,只要抓住一個機會你馬上就可以爬上去;但是現在人口太多,所有位置上都已經坐滿了人,年輕人要坐上那個位置,都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於是就出現了不滿。
許:還有一種說法認為,香港社會之所以能夠這麼穩定,六合彩和跑馬也起到很大作用,因為它們永遠能夠給人一個“白日夢”,覺得自己可以一夜暴富。
鄧:對。其實就李嘉誠來說,也是另一個“白日夢”,只不過這個“白日夢”現在已經破滅了。但是,六合彩和跑馬是永遠不會破滅的“白日夢”,永遠給人希望。如果說這兩件東西真的對穩定香港社會起到作用的話,開個玩笑,我覺得這個就是以前英國人留下的“陰謀”嘍(笑)。香港幾乎人人都會去買六合彩和跑馬的,尤其是獎金特別高的那一期。因為當你沒有其他方法可以致富的時候,六合彩和跑馬就成了最簡單、最省力的可以“一夜暴富”的手段,而且成本也不高,花十塊錢就可以買一個希望。假如你想成為李嘉誠,你會有一段很漫長、很辛苦的路要走,要每天很努力地工作;但是六合彩和跑馬,起碼在心理上暗示你這是很容易的,只要走運就可以了。雖然大家都知道這個中獎的概率非常非常低,但是它花的成本少啊,你少吃一頓早飯就能買了,何樂而不為呢?而且這期不中,過兩天下一期又來了,源源不斷。所以,我覺得是不是內地也可以來開發這種東西呢?
許:內地有體育彩票。
鄧:我想補充一點的是,我覺得賭博永遠是不好的,但是適可而止的、可以控制的賭博是可以的。我始終覺得,人應該有一定的享受。你總不能說,我每天賺錢,然後把賺來的錢全部存起來。那樣的話人會變得很辛苦的。我不是鼓勵人亂花錢,但是如果你賺了一千塊,存七百塊,拿三百塊出來享受,這是天經地義的,同時也是調節自我心情的好方法,要不然人會發瘋的!你賺錢還有什麼意思呢?不過現在的問題呢,是一個人賺一千塊,卻花一千二、一千五,因為銀行發行太多信用卡,每個人手頭上都有十張八張,亂花錢,所以就欠了很多債。
■ 來生要做“富二代” ■
許:同樣是花錢,人們對“富一代”和“富二代”的看法也不太一樣。因為“富一代”的錢畢竟是自己掙來的,花得心安理得;可是“富二代”呢,他們什麼也沒做,卻花這麼多的錢,確實容易招惹仇恨。
鄧:而且,現在的“富二代”的很多表現本身,也很容易讓人仇恨,他們太過張揚了。
許:你覺得他們為了避免仇恨,應該低調一點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