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有過錢瑪莉 —— 馬家輝 2010 年
鄧小宇如何書寫她 / 他的獨立宣言？
國內版 (2011 年)
1. 獨立宣言
「穿 Kenzo 的女人」於一九七七年十一月至一九八四年十月間在<號外>雜誌連載，大抵每月一篇，橫跨八個年頭，中間偶有脫稿，最後累積了接近九十篇每篇兩千餘字的情仇愛恨和紙醉金迷。小說經由一位叫做錢瑪莉的香港女人的主觀之眼啟航出海，以主觀之筆刻劃其身邊朋友以至其個人自身在情場上、在職場上的貪婪與焦慮、迷惑與亢奮、挫敗與張狂，在這個叫做香港的城市，男男女女，兜兜轉轉，尋尋覓覓，各有際遇也各有抉擇， Jan、 Martha、 MiMi、 Andy、 Simon、 Eric、 Roy、 Jackie、 Ken、 Charles、 阿清、鄭祖蔭 …… 各色人等輪番上場，每人身上都有或哀或喜的故事可說，從而合譜出一闕曾讓城中男女熱衷追讀的浮世樂章。
這是錢瑪莉的樂章，也是<號外>的樂章，更是香港的樂章。
「穿 Kenzo 的女人」在<號外>而不是別的雜誌刊登，從誕生之始，當然已經注定了這篇小說與香港之間的緊密關係。
<號外>是什麼雜誌呢? 呂大樂曾在 2007 年出版的<號外三十>特刊裡對這份雜誌的前世今生提出一番社會學考察。他說:
「第一期《號外》於 1976 年 9 月出版。而剛好在一年之前，香港觀察社成立。雖然兩者並無關係，但卻有一共通點：不再停留在舊有那種左右派（在香港，意思是親中共 Vs 親國民黨）的二元化政治對立的思維，而以香港為立足點，提出一個本地社會的議程。這個以本地社會問題、利益為主題的議程的出現，代表上一代「舊政治」的淡出。雖然國共之爭依然沒完沒了，各自繼續在香港搞統戰，但已經無以為繼，再難以主導公眾的關注和議論。新社會議程的出現超越了舊有的左與右之分，同時也擺脫了原來國共那種意識形態框架，給新左派、自由派或其他新思潮提供空間，各自以其價值、角度來審視香港的社會狀。簡單一句，香港人已不甘心於只當夾縫——國共之間、中英之間——的群體；香港社會可以自成一體，有獨特的性格 …… 在同一段時間內，香港人也正在摸索：香港人和社會慢慢學習區分 —— 香港不單止不是大陸或台灣，而且還有自己一套的語言、生活，那一代人適逢其會，但同時也努力投入於各種新興行業、各種剛剛開放的社會參與的空間，為香港社會打開了新的局面，一群土生土長的、年輕的香港人正在打造新香港。…… 直氣壯地、毫無歉意地從香港人的角度去看香港的人和事，是《號外》的特色之一。」
讀過「穿 Kenzo 的女人」的我們都心知肚明，這部接近廿萬字的長篇小說正可為呂大樂的考察提供最佳佐証; 是的，在這部看似以愛情追求為主題卻又遠遠不止於談情說愛的城市小說背後，其實隱藏著一段波瀾壯闊的香港「本土文化獨立宣言」。
2. 自我書寫
<穿 Kenzo 的女人>如何書寫她的「獨立宣言」? 主要透過兩個路徑: 一、價值座標的確認; 二、語言策略的拓建。
<穿 Kenzo 的女人>所確認的價值座標，若用當下的流行用語來說，固然是以「中環價值」作為主軸，但值得注意的是，財富的有無固然是最起碼的成敗判準，可是在赤裸裸的鈔票之上，亦有「品味」高低的好壞區別，當一個有錢的人欠缺了適宜的文化品味，在錢瑪莉和她的朋友們眼中，頂多只算是一個成功的失敗者。這難免讓人聯想到法國社會學家 Pierre Bourdieu 所常強調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 、「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 、「文化慣習」(Habitus) 等分析概念。
Bourdieu 名著<區隔: 對於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 (Distinctions: A Social Critique of Judgment of Taste) 仔細考察上世紀六十年代法國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日常生活實踐，指出所謂「高尚品味」與「普羅品味」之間的價值差距主要在一個博大而分殊的象徵符號系統內被建構、被維繫、被強化、被使用，這個系統的價值意義一方面展現在具體的商品消費行為之上，什麼階層的人住什麼房子、用什麼傢俱、喝什麼茶、用什麼杯子、開什麼汽車、穿什麼衣服、讀什麼書報 …… 統統成為其身份高低的標示圖騰，物以類聚，同級者互通聲氣，異類者互有排拒，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彼此之間互有距離; 另方面，符號系統的價值意義亦顯露於消費行為的「儀式禮教」上，即使都是有錢人，都負擔得起同一品牌的昂貴商品，但不一定每個人都懂得用「恰如其份」的方式去使用 / 享受商品，諸如旅行時的節目安排、喝紅酒時的端杯手勢、穿衣服時的顏色配搭、聊天時的談吐修辭等，一不小心，略有失儀，皆容易讓所謂「上等人」失去形象分數。 Bourdieu 不斷提醒我們，城市新興的小資階級努力透過各類文化言說策略 (尤其對於大眾傳媒的運作介入) 掌握了對於「高尚品味」的詮釋權力; 若用通俗的語言說便是，他們既贏了裡子，也贏了面子，他們內外通吃。
香港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本土城市文化恐怕亦經歷了一場天翻地覆的「品味區隔」歷程，在這過程裡， TVB 和<號外>扮演了不一樣的詮釋角色，如果前者屬於街坊普羅，後者便是中環宇宙， <穿 Kenzo 的女人>代表了<號外>吹響關乎「文化品味」的聖戰號角，作者不僅透過故事中人的愛戀迷夢辨認 / 建構了一個對於絕大部分香港人來說肯定是炫目的、華麗的、陌生的商品符號系統 (從服裝到髮型、從食物到音樂、從住屋到裝潢、從旅遊地點到做愛場地， 一天廿四小時的起居生活所需無不成為書內人物的品味區分判準)，以區別於 TVB 的電視藝員式消費取態 (狄波拉和何守信的穿著打扮便在書內屢遭調侃)，更常直接借作者之口對這系統進行意義詮釋，反覆告訴讀者，這是好的，那是壞的; 那種吃法是好的，這種吃法是壞的; 這樣的選擇是好的，那樣的選擇是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