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URNPIKE
 
十月天的新英格蘭,已帶着濃厚秋意。車窗外陣陣寒風,輕輕搜刮着公路兩旁火紅,金黃色的楓葉。九十號公路怡人的景色,十年如一日;新英格蘭色彩繽紛的小房舍,也沒有因時間的沖洗而有絲毫褪色,還是秩序井然地排列在公路兩旁,向飛馳而逝的訪客們,報以一絲溫馨的微笑。
 
一九七九年秋天,我第一次踏上這條公路。當時我駕駛一部租回來的雪弗蘭小房車,車廂內載滿行李及書本,帶着一份興奮的心情,直駛往麻省劍橋,哈佛大學校園。
 
Wellesley 是這條 turnpike 通往波士頓必經之地。Turnpike 上無數灰灰的車痕 —— 當年留下的足印有多少? 再次踏上這條路,彷如重溫當年的故夢感覺是那末的熟悉,親切;就像一個與我一同成長的故友,曾經度過快樂與憂傷的時光,也一同經歷了春,夏,秋,冬。
 
我第一次踏足 Wellesley 校園,是在一九七九年十月的一個晚上。當時剛剛搬入宿舍不久,認識了幾個同學,時常結伴往 Harvard Square 吃晚飯,逛 Harvard Coop,欣賞街頭賣藝的表演。其中,Peter 與 Authur 是我最早認識的朋友。
 
Peter Lucasic,典型的 New Yorker,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心理系,法學院一年級學生,喜愛運動,尤其是 squash,與球拍終日形影不離。開課後的第二個星期,Peter 已三夜不眠地做 case study,但卻臉不改容,還是精神奕奕。他告訴我的秘訣:「As long as I have a glass of wine,I'm always fine。」
 
Authur Bartenstein,哈佛 undergaduate 畢業後轉入 Graduare Schoolof Design,攻讀建築系。聞說他的家族都是哈佛成員,而且與法律結下不解之緣;他的祖父是律師,父母也是律師,甚至他的兄弟姊妹都是律師,就只有他一人是叛徒。Authur 爲人沈默,說話帶點 Kennedy 口音,看上去總是滿懷心事似的。除了那副 full view tortoise shell,藍色的 Oxford button downChino 及一對 Blucher 外,似乎未見他穿過其他衣服。當年,我一直懷疑他究竟有沒有洗澡,抑或家中的衣服都是同一樣子!
 
那天晚上,Peter 偶然在宿舍發現一張 poster:Wellesley 當晚在 Schneider Hall 舉辦一個小型音樂會。於是他抓着我與 Authur,硬說見識見識 Seven Sisters 的風範:基於我們的好奇心,也就毫不考慮,跳上車子,長驅直進 Wellesley。
 
黑夜裏的 Wellesley,一片漆黑,沒有給我留下太清晰的印象。但見古木參天,青草地一片接一片,倒非常優雅,襯托着兩旁甚具歷史的古堡式建築,氣勢磅礴,自然叫人肅然起敬;樹影婆娑間,偶爾散發出點點從建築物窗內透出的微光,三兩成羣的女孩子,淺談漫步於草木之間,不期然令我想起冰心女士,Wellesley 的一草一木,是否她當年情感的啟發?
 
Schneider Hall 的設計,精緻優雅,是一座三層高、嬌小玲瓏,以木爲結構的膳堂,樓頂高三十多呎,上兩層為 balcony,型似一座小型歌劇院,卻带七分女性的含蓄。
 
我們抵步時,音樂會尚未開始,但周園已滿布人羣,三兩成羣,各人手持食物飲品,談天說地。室內燈光通明,暖烘烘的氣氛,相比室外寒冷孤寂的黑夜,竟帶來一絲意想不到的溫暖。但這點點溫暖,卻又被幾個男孩破壞無餘:他們身披 MIT 運動毛衣,與同桌女生若擁若抱,高聲談笑,得意忘形,唯恐沒有惹起他人注目 —— 也許我是妒忌。
 
我們買了飲品,站在三樓 balcony 一角,靜靜地等待音樂會開始。不知什麼時候,Peter 竟已搭上了身旁幾個女孩,而 Authur 卻全神貫注地觀察着人羣。幾經擾攘,舞台上終於出現一隊 steel band,他們以廢鐵造成多種款式的敲擊樂器,製造出變化多端的音響效果;樂器雖然醜陋難看,卻演奏得趣致生動,當然贏來不少歡呼掌聲。演奏進行中,人羣還是熙來攘往,嘈吵喧嘩,雖說是音樂會,其實是週末派對,人羣藉着酒精與音樂,抒發心中的煩悶及功課積聚下的壓力,盡情享受一個週末晚上。
 
樂曲的演奏效果,其實大致相同,數首過後,亦已開始感覺厭悶,注意力也逐漸轉移到流動的人。就在這一剎那間,忽然一張很特別的面孔深深地吸引着我 —— 一個清純秀麗,貌似東方人的女孩子,一雙美麗晶瑩的大眼睛,小女孩般的臉蛋,筆挺的鼻子,兩片柔柔紅唇,直而不長的秀髮上架上一個金色頭箍,黑色樽領毛衣上掛上一條金鍊,花格子的絨裙,白襪子上配上一雙黑鞋,臉上泛着一絲溫暖的微笑,全神貫注在舞台上的演奏,神態是那麼天眞,誠懇,親切…第一次,我深深感覺到,Wellesleian 的風範的確存在。 自此,我的注意力全集中在這張臉孔上,至於音樂會進行了多久,Peter 又在我耳邊說了些什麼,竟然印象全無,只是不停地驚嘆著:多年來遇見的漂亮臉孔無數,怎麼從未見過如斯有吸引力的?過了良久,一股無名的衝動,令我不顧一切,穿過人羣,緩步向著二樓 balcony 移動 …… 但是,不見了!「怎麼不見了!她怎可能在一剎那消失於無形?難道我走錯了地方!」…... 尋遍二樓,一樓大堂每一角落,每一空間,始終找不到。 「怎可能?怎麼可能 ...…」我不停地問自己。 那一份失落的心情,無以形容,更奇怪,自己從來沒有爲一個陌生人作出如此衝動的舉止,究竟爲了什麼? 驚鴻一瞥,這張臉孔就一直浮現在腦海裏,始終沒有忘記。
 
從 turnpike 去 Wellesley 的出口應該是 Newton。 畢竟事隔多年了,已沒法記得清楚;不過倒記得那兒有一個 toll booth,每次經過要付三十五分錢。 那兒守閘的老頭子叫 Joseph,因為我與 Authur 曾經在那處迷途,結果 Joseph 很有耐性,花了十分鐘時間向我們解釋清楚去 Wellesley 的途徑。 後來我每經過那兒,總會與 Joseph 聊幾句。
 
那次迷途,是我第二次踏足 Wellesley 校園。 
 
Authur 與我曾同住在 Child Hall,是一代建築巨匠 Walter Gropius,前任哈佛建築學院院長設計的 complex。 其實我並不十分欣賞,尤其它的隔音設備,非常差勁,鬧了不少笑話。 一個星期天的下午,Authur 跑進我的房間對我說:「你有空嗎?我想介紹一位朋友給你認識,不過她住在 Wellesley;假若你不方便用車子,我們可以坐 shuttle 去。」Authur 朋友很少,這人必然和他很熟,於是我也答應作伴。那時我還是駕駛那部雪弗蘭,從劍橋開車到 Wellesley,需時大概四十分鐘。 
 
Julia 就是 Authur 要介紹我認識的朋友。 她是 Wellesley 二年級學生,唸英國文學,希望將來入法學院。 Julia 樣子非常 charming,身穿運動短裝,金色頭髮上結了一隻棗紅色絲帶蝴蝶,有一副美好身段,充滿活力與朝氣,是很 sophisticated 的一個女孩子。
 
從他們的談話知道他們家族有頗密切的關係,寒暄幾句後。 Julia 問我:「哈佛在這個多星期內似乎很沈寂,什麼時候才會有活動,比較新鮮刺激的?啊!對了,下星期我們幾個朋友去 Oxford Ale House,你有空嗎?歡迎你一同參加,好嗎?」Julia 不但對哈佛的活動瞭如指掌,對哈佛的 hangout 更清楚。當時我心中有一感覺:Authur 與 Julia 根本不可能在一起:不過,很少見到 Authur 那麼開心,也許他眞的需要一個像 Julia 般的女孩子,帶出他收藏在內心的活力。其實我並無興趣參與他們,只希望分享 Authur 的一份喜悅。過了一陣子,我藉詞要回宿舍,便忽忽離別,臨行前我對 Authur 說:「盡情享受你的晚上,車子留下給你,不必擔心要趕搭 shuttle,祝你好運。」我真替 Authur 感到高興。
 
 Wellesley 有 shuttle bus 往來哈佛與 MIT,方便學生上課及週末到劍橋遊玩,車程約一小時,以 MIT 爲中站,哈佛爲總站。 我上了 shuttle,車內都是聯羣結伴的女學生,有些去波士頓逛商店、吃晚飯,有些去參加派對,有些去會男友,或者去哈佛圖書館找資料。 週末的 Wellesley 校園,充滿生氣,洋溢一片歡樂氣氛,嬉笑聲此起彼落。 車子慢慢駛離校園,我留意著每一片草坪,每一個女孩子 …… 多麼希望能夠再看到那張充滿溫暖微笑的面孔 …… 小金箍,你知道我一直在尋找你嗎?
 
自從那次之後,Authur 時常去 Wellesley,我亦已退回那部雪弗蘭,除了上課之外,很少見到他。 但每次見面時,我總喜歡取笑他:「Are you still a virgin?」
 
那段日子 Authur 忙於尋找他的歸宿,Peter 又被 Law School 迫得透不過氣,而我的生活也變得平淡,但過了不久,又有一次頗奇特的際遇發生在我身上。
 
十一月初的一個晚上,天氣寒冷非常,我獨個兒在 Harvard Square 一間咖啡室,名字已記不起來,但那兒有超過二十四種不同的咖啡可供享受,更有水準很高的古典音樂,由於地方非常狹窄,嘈雑聲不多,很適合閱讀。 就在我喝得興高采烈之際,門外突然闖進一個男孩,兩眼火紅,一身烈酒氣味,坐落一角,叫了杯 Irish Coffee。 這人年約二十五,六歲,面帶風霜,隱隱透著一股不可言喻的傲氣,很不在乎別人對他的眼光,只是默默地喝著他的咖啡,抽著一根樂富門,身體跌跌撞撞,顯然已酩酊大醉。 過了不多久,忽然聽到侍應生說:「對不起,先生,我們只收現金。」隨著聲音轉過來,只見那青年檯上放了張 Harvard I.D. Card,手中拿著一個銀包。「對不起我…我沒有現金 …… 可否 …… 可否讓我…提點現金。」酒精令他說話也模糊不清。 Harvard I.D. Card 在波士頓及劍橋某些商店,的確可以當信用卡用。 其實這兒的咖啡很便宜,於是我召侍應生過來,替他付了帳。 當他知悉後,醉步蹣跚地走到我桌前:「…... 對不起 …… 我 …… 今天晚上 ...… 醉得很厲害 ...… 你叫什麼名字 ...… 你也是 ...… 也是這兒 ...… 學生?」我把名字告訴他,並叫他不要記掛,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臨走前,他說:「我 …… 我的名字 …… Conroy ...… Conroy …… 謝謝你 ……」他說話帶有濃厚的英國口音。
 
 大約一星期後,有一天,系秘書告訴我,有信差手交一封信,放在我的信箱。 信封打開,裏面有一張支票,面額五元七角四分,並有一張邀請卡,上面寫著:「Paul,我沒有付你利息,但我想請你參加我的派對,希望你不會令我失望。」下面印上地點與時間,下款簽名是:
 
Conroy R. Fitzwilliam-Symthe
 
多麼特別的姓氏!
 
我以爲 Conroy 的邀請,只是禮貌上的往來,加上彼此並不認識,所以也沒有打算赴約。 當我與同系一位 Oxford 交換生談及此事時,他卻驚話地說道:「你不知道 Conroy 的出身嗎?他家是英倫聲名顯赫的貴族,在政壇上舉足輕重! 」沈默了片刻,他又繼續道:「Conroy 是牛津的表表者 …… 但聽聞此人很特別,我從未接觸過他,卻聽說他已離開了牛津,卻想不到竟來了哈佛。」
 
真的是他? 那個酒醉到不能語言步伐的青年?
 
無論 Conroy 對我來說是多麼陌生,單憑這幾句話及點點神秘,我可以按住心內的好奇而拒絕他的邀請嗎?
 
我只希望明天就是星期六 —— 派對的原定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