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的馴化 —— 胡爾夫 1983 年 1 月 號 外
我記得幾年前﹐專上學生聯會辦了個為柬埔寨難民籌款的露天音樂會﹐岑建勳負責舞台上的設計﹐專上學生包辦台下的秩序。岑建勳請來了一大群民歌手及樂與怒歌手﹐大有重溫胡士托及美國幾多次為苦難的支那半島舉辦的演唱會的舊夢﹐自得其樂﹐但我印象最深的是台下﹐專上學生們扮演警察的角色﹐把觀眾安排得井井有條、秩序整然、紀律森嚴、不准亂跑。
岑建勳
露天音樂會的自由自在與放縱﹐皆被窒息了。我最感詫異的是那些大專糾察生﹐竟盡忠職守﹐唧都唔笑﹐完全不投入音樂﹐而是「維持秩序」、監聽群眾﹐看有誰行差踏錯。(我見到亂跑者被捉回原位。)
那晚觀眾很多﹐但大專糾察隊之龐大﹐比例上歸入荒謬之列。你不禁感到大專學生做義務工作的熱誠及發動同學的能力﹐但他們之完全缺乏幽默感﹐則非常失望。
最近九一維園反日集會﹐報章翌日大讚秩序井然。
大概﹐大學生們亦以秩序井然自傲。
遠在金禧事件的維園集會﹐大會糾察隊曾禁止托派組織在場派傳單。我雖不是托派﹐但覺得讓托派 (亦是金禧學生的支持者) 派幾張東西﹐又有何妨﹖何況金禧事件整個核心就是反抗強橫行政手腕。
正如柬埔寨演唱會﹐是抗議極權主意者為了理論上的藍圖及理想的秩序而屠殺異己。
大學生大抵都胸懷理想﹐想做一些好事。大約自七七年代開始﹐大學生都變得或多或少願意為所謂「社會」做一點事﹕做一些非個人功利的事。
大學生的實際意識告訴他們﹕香港殖民地資本主義社會﹐是有不道德的一面﹐是虛偽、雙重標準、講一套做一套 …… 總言之﹐是壓逼性的社會。
作為理想主義者﹐大學生是願意成為抗衡份子。
香港資本主義將政治、經濟及道德分割成三個互不相干的層面﹐而理想主義大學生則想結合政治經濟與道德﹐既要對得住自己﹐又可將社會變得更好。這是他們的出發點。
但屢試不爽的社會邏輯是﹐當你結合政治經濟與道德之時﹐你前面就有二條分義大道。
一條是邁向極權主義﹐以中世紀神權、法西斯主義及布爾什維克主義為最終代表。
一條是邁向解放﹐由巴杜寧無政府主義至玩樂主義至新左﹐當然中間還有不少其他形態。
理想主義的大學生﹐當他開始作出存在的抉擇時﹐已不自覺地走向兩路之其中一者。要嗎用更強硬的紀律及秩序去整頓不道德的舊世界﹐要嗎用文化革命來解放既制的壓逼。
美國嬉皮運動、法國六八年五月、西歐近年的青年運動﹐是近一些的例子﹐大致上是循第二條軌跡走 (將既制裡的壓抑解放掉)。
巴黎1968年5月
當然亦有其反動﹐如英國民族陣線、美國的道德大多數、香港的中國民族主義 ……
香港大學生在七十年代中期﹐經過了左傾的衝擊﹐當時所謂的左轉﹐是指二種﹕大多數左派學生擁抱中國﹐小部份異端左派學生則在其他分裂左翼觀點中找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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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中國的左派學生﹐固然無足類矣﹐就算是異端左派﹐亦沒有好好的擺脫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潛意識﹐逃離了史太林﹐逃不脫各種形式的托洛斯基主義﹐列寧仍在陰陰笑。幾乎沒有真正的新左、無政府主義者或佛科爾式虛無主義者。
當年左派學生對後來大學生最大的普及影響不是對現狀及既有智慧的批判性﹐而是親北京派對絕對真理的盲目擁抱及對紀律秩序的過份渴望。
我甚至認為﹐認識中國關心祖國運動收窄了大學生的視野﹐是大學生智慧線下降的一大主因。
大學生將社會問題理解為缺乏計劃、缺乏控制及缺乏紀律﹐於是要求更多計劃、更多控制和更多紀律。五育中學一度出現清教法西斯教學方法﹐即為這種心態的反映﹕將香港教育失敗歸咎於紀律及控制的鬆散。
大學裡 Non-Conformism 幾乎絕跡、Libertarianism 亦受到歧視。大學裡沒有了真正的急進派﹐只有小經理人小組織小官僚﹕全部是思想正確人士。
大學生們的管理及統治心態太重了﹐這是很危險的。
幾間大專院校曾請我演講﹐怎樣監管傳播媒介、怎樣淨化香港文化﹐而其實我最擔心的﹐是為什麼大學生如此喜歡監管這、監管那。
我每次看到那些大學生﹐衣著樸素(意﹕老土單一)、說話陰聲細氣、手持小筆記薄、言語縮骨 (認中、關紅、傳媒、九七)﹐我才真正對香港的大學教育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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